何况老太太遭了这场变故。于是，我的手往衣袋里掏了掏，还好，掏了半天，总算触到了两张硬硬的票子。

掏出200元钱，周横执意不收。好说歹说，红英又从中撺掇，才勉强答应收下。

“老拐！”林大爷朝门外喊了一声，一个瘸腿人答应着，一拐一拐走进了屋子。

“记下，这是李记者的200元。”林大爷告诉他。

原来，老拐是这场丧事的主办人，他听了林大爷的话，马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帐本似的礼单，记了下来。

原来，老太太一过世，欠人情的邻居、乡亲就送钱来了。老拐担任记帐。记帐，为的是以后还礼方便。

我悄悄瞅了一眼帐本，多是50元的数字，最高金额是100元，是红英送的。我这200元，算是大礼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艺术家说死也不敢来。看来，他们的“讲究”是在这礼上呀！

送完了礼金，本以为可以轻松走人了。哪知道这卧地沟有个讲究：凡是婚丧嫁娶的事情，只要客人送了礼金，主人必须得安排吃饭才行。否则，就让人家笑话不懂礼数。

再加上红英一个劲儿地帮腔，说我这记者来一次卧地沟不容易，要我好好了解一下这儿的困难，将来有机会好向市领导建言：早点儿改造棚户区，改善这儿的居住条件。

她还要主动提出，要亲自陪我考察棚户区情况，我谢绝了。一个人微言轻的记者，既拉不来项目，又借不来贷款，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装大”？

北辽这个地方，别看同是记者，因为位置不同，职务含金量就大不相同。小小的文艺部记者，别说不敢同电视台、电台、官方网站这些主流媒体的记者同日而语。

就连报社内部政教部、经济部这样的部门也强我们百倍。经济部一个记者，一年可以为报社拉来几百万的广告费用。

而我们这个文艺部，一年社里总拨款不足十万，除去人吃马喂，连买资料室书都要去借钱。平时吃饭请客，都是自己掏腰包，别人当记者是吃公家的。

我这副主任是公家吃我的。就这种赔本的官，报社新上任的那个小王八犊子一年还要敲打你几次，什么“政绩不突出”啦；“版面没有特色”呀；“缺乏开拓精神”云云。

嘿！我这种溜边儿的小角色，遇事都要躲三分。对棚户区改造这种大事，哪儿能插上嘴？

但是，这话只可以憋在心里，讲出来就犯毛病。对于一个社区干部的话，你听着就是了。

在她的眼里，市报社的记者都算是能够接触上层领导的无冕之王，说出话来应该有份量。于是，我嗯嗯啊啊的答应着，就像真的工作在市长书记身边一样。

不过，我倒是仔细地考察了一下周萍家。她家的房子不足9平方米，老少三辈挤在一齐，周萍的小屋子实际上是个小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