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明治维新不过十年，现代文学尚处于萌芽状态。一八九○年，森鸥外留德归国不久，便接连发表《舞姬》《泡沫记》《信使》等异域题材的短篇小说，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其评论和翻译，启蒙意义尤著，对日本文学的现代转型卓有建树，可以说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即译过其《游戏》和《妄想》，此后半个多世纪，译界却少人问津，竟无一个译本问世，与夏目漱石的一书几译，恰成鲜明的对照。森鸥外在我国遭受冷遇，并非由于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就连夏目漱石的门生、著名短篇小说大家芥川龙之介，都受到他的影响。个中原因，恐怕与森鸥外非同寻常的生平不无关系。

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出身武士家庭，祖上历代是藩主的侍医。自幼受武士道德教育，通习儒家经典。明治维新后随父进京。一八八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本想进文部省，却不得不按父母的旨意，就职于陆军部，在军医学校任教。三年后，奉命留德，研究卫生学。留学四年，在医学上得到深造的同时，西方的人文环境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使他的眼界与胸襟也为之一变。他博闻强记，广泛涉猎欧美哲学、文学名著，研究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深受哈特曼美学理论的影响，为他后来弄文学、写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八八八年回国，就职于军医学校，历任教官、校长、近卫师团军医部长、陆军军医总监，最后升任为陆军部医务局长。中日、日俄两役，森鸥外均奉命出征，到过我国东北、台湾。一九一六年辞去现役军职，翌年任宫内省帝室博物馆总长，直至去世。

作为明治政府的高官，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森鸥外的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守旧的局限。他自称是“留洋归来的保守派”，调和与妥协是其处世原则。但是，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给予他很大影响，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自德国学成归来，有感于日本国内的落后闭塞，应时代的要求，森鸥外以“战斗的启蒙家”姿态，凭借他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深厚修养，在文化上进行全面的启蒙。他大量译介各类体裁的欧美文学作品，为当时的文坛提供了多样的创作范例。所译安徒生的小说《即兴诗人》，曾获极高评价，被认为臻于翻译文学的极致。自然主义著名作家正宗白鸟年轻时读此译文，曾“喜极而泣”。森鸥外用自己的稿酬，创办评论刊物《栅草子》，旨在廓清当时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混乱。与此同时，森鸥外也涉足创作，以自己留学期间的经历或见闻，用浪漫抒情的笔调，写成《舞姬》等短篇小说，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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