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情况各有不同，但都是平平常常的好人。有的很配合，承认自己根本不懂为人父母。有的很执拗，我们不欢而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私人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导致无心养育。最后，他们都留下了名片。他们一定心里想：“也许是时候跟狗屎工作说再见了。”

我希望他们信任我，我把一切都给了孩子们。我记得他们所有人，从面孔、姓名、兴趣爱好到最细枝末节的小癖好——说话的腔调、坐下时手摆放的位置、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儿童人际关系、前襟的扣子喜欢扣几粒……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爱使我筋疲力竭，以至于对于私人生活，我渐渐失去焦点，越来越感到印象模糊。常常忘记一些事情，比如身上的胎记，喜欢的电影名字之类的。不过，也许这也不重要吧。

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心满意足，如在天堂。每天都有成长的喜悦，谁也不会自问一切是否有意义，因为当然有意义。他们在生长，在叫唤，他们的脊椎在拔节，他们的脚趾在伸长，他们的咿呀渐成言语；他们亲吻我们的脸颊，他们吮吸我们的胸口——不论男女都会戴上盛满优质配方奶的人造胸部——他们是那样小，那样脆弱的东西，在我们的手掌上日趋坚硬。这份工作的吸引力是致命的——这是一种绝对、绝对、绝对有意义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怀疑，公学在养育这些孩子的同时，也在养育我们这些大人。

因为，从本世纪的中旬开始，“大替代”时代就已拉开序幕。无数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夺走，工厂寂静无声，电话那头的声音也不辨真假。精英或狡黠者成为机器的操纵员，大部分人却沦为工具之工具，或是津贴扶养的僵尸。

人类需要一个避难所，一个意义所在，当家庭的屏障也被攻破时，公学难道不是最后的避难所吗？

7

我们正打着伞，冒着亲盆大雨从泊车区赶往公寓大门。

这是第六家。

我们走进一条打满白色光芒的回廊，杂乱的雨声立刻隐没，一阵悠扬的爵士钢琴乐声从天花板上流过来。我们走到目的地，敲门，又没有人应。

“奇怪，你看……”

许宛指了指门的上部，那里有一张纸，折成方块，用胶带粘在门上，

我拿下来，展开，看了一眼，不由得苦笑。

这是留给我们的信。

上面写着如下文字：

“你们好，我已与我的儿子去了另一个地方。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他。我害怕你们共有的爱，它平摊得太过稀薄。不管是人格建模，梦境检测，规范化情感教育，或是“职业父母营养片”，都使爱成为可以量化成果、罐装生产、广泛分化、高度标准化的产品。这令我感到耻辱。比起你们标准化的、添加防腐剂的爱，他更需要缺陷、斗争、痛苦、动荡、孤独、反复的自我扬弃。沙扬娜拉，罐头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