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复习，其实真正复习的人少之又少。新朋友见面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先是一阵羞涩，渐渐的有话题了，然后开始交谈、了解。不知不觉中感情就生出来了，咦，这人不错，值得交往，于是话就多起来。这一说，便犹如黄河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往往是手里捧着书，但是目光却是流连在别人的脸上，嘴里说的也是暑假里乃至更前的时间里的家长里短。所以真正看书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大家的眼里，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真的在看书的话，似乎就是怪胎一个，立马会被当做“不合群”的典范。

复习的两天也少有老师来教室。两天时间就杨老师来过一次，而且一句话没说，在教室里停顿不到五分钟，然后就哪儿来哪儿去了。似乎那完全是一个自主的过程，没有人干涉你，看书、说话、打闹，全凭你喜好，只要你始终顶着考前复习的旗帜就好。

虽然复习时的管理很松散，但是分班考试却弄的极其严格，所有的程序和中考几乎无二。一个考室三十人，两个老师监考，一前一后。从进考场开始到考试结束，两个老师像是在草原上巡视自己领地的狼，目光犀利、毒辣，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立刻竖起一双尖尖的耳朵。那是愤怒的表征，是敌人侵犯其威严时的捍卫。

那似乎是一场不可撼动的圣战，表面上我们是阵前的战士，我们在为前程奋战。但其实，那次真正的战士是学校，是那些老师，他们在为了捍卫他们的“甄选的标准”而战。而坐在考室里的我们就只是一群可怜的阵前卒，理论上我们所有人在争取，但实际是我们之中更过的人都是为了成全，成全那些可以被择出来的学生。

有选择就意味着要见分晓，丑媳妇埋的再深也终是要见公婆的。那次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胜利的高唱凯歌，失败的却是更多的人，可是也没有人怨言，顶多说一句“手气不好”之类的话。而所谓的手气不好也就是在扔纸团的时候没能扔到那百分之二十五的胜率。

当时我们高一是十八个班，每个班六十多人，整个年级差不多一千二百人左右。而“火箭班”只设两个，一百二十人。所以失败是属于大多数人的。

我们６０１居然有两个人分数够了“火箭班”的标准，郑可一个，另一个则是我。但是我没有选择“火箭班”，我申请进了平行班。最后我被分在七班，佟勇、陈龙和我一起，而我们的班主任居然还是杨老师。李光明和肖聪敏分在十四班。

考试后的第二天，我们第一次进新教室，发书顺带选班委。

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想要选择了教室最后面的位置。当时那样选择其实就是为了在后面的学习中可以多一点自由，少一点老师的关注。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有些事与愿违，我们选择的那个位置成了老师的目光最常光顾的地方。当时我们很奇怪，难道这也是我们享有的优待之一？不过高考以后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之后我才明白，那其实不是老师的故意所为，而是因为我们刚好选择了一个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位置。那时候才知道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的视角的确是有盲区，但是盲区却是在第一排以及教室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三块区域，除却这三块区域以外的所有位置都是老师的正常视角。可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只认为教室最后面是与讲台距离最远的地方，于是义无反顾的做了那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