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河流是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掘邗沟之前，中原到江南只有一条水道：沿颍河入淮河，进入东淝河、施水（南淝河），经过巢湖，最后抵达长江。寿州坐落在淮河、东淝河交叉处，因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邗沟开通后，河道比较狭窄，不能通过大型船只。只到西汉吴王刘濞（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开掘邗沟文道（今老通扬运河西段），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但寿州作为南北河运要冲的地位，一直是牢不可破的。

楚国末年，考烈王“徙都寿春，命曰郢”，“城中有金城及相国城……，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名列全国六大都会(寿春、洛阳、邯郸、临淄、苑县、成都)之一（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前后1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就设立了寿春县；“寿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南齐书•州郡志》）“寿阳……财力雄壮，独甲诸州。”（宏询：《谢公祠》）

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学者陈寅恪）北宋、南宋加起来319年，安徽出了9个宰相，寿州就占5人：呂夷简、吕公著、吕本中、白時中、魏杞，而且，呂夷简、吕公著、吕本中是祖孙关系，被尊称为“三吕”，祖孙三人，同朝为相，这是十分罕见的；大宋朝有137个宰相，作为一个城市，寿州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成也淮河，败也淮河。可以说，南宋是中国主导文化——汉文化的下坡点，南宋建立之后，宋、金隔淮河到大散关一线对峙百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金国、南宋都被蒙古铁蹄踏平，从此，中国惨遭马背民族的奴役，汉文化“后渐衰微……”至今也没能恢复元气。就在宋、金对峙时期，寿州从一大都会，沦为南宋抵御金国入侵的桥头堡，军事地位迅速上升，而经济文化地位日益衰落。到了明朝，起义军与蒙古军在这江淮地区反复厮杀，这里已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中原杀气未曾收，江北淮南草木秋。”（朱元璋《镇淮楼》）雪上加霜，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水南泛，造成了纵黄夺淮，致使淮河入海口淤塞，中下游河床褒滞抬升，风调雨顺的淮河，沦为内河、害河，水患不断，十年九灾，《寿州志》记载，仅明代永乐七年（1409）至清光绪十年（1885），400多年间，寿州城就进行了27次整修，不到20年就整修一次，可见水患多么频繁，财产损失有多么大；到了近代再遭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的重创，河上运输风光不再，寿州就像个半老徐娘，在岁月的侵蚀下，毫无脾气地一天天地衰败下去。